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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与罗章龙

1999-04-18 来源:生活时报 摘自《百年潮》 我有话说

1915年的夏秋之间,长沙的数所学校门前出现了一则“征友启事”:“愿嘤鸣以求友,敢步将伯之呼”,文情真挚地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征友人醒目地写作“二十八划生”。数“毛泽东”三字繁体的笔画,恰是二十八划,故以此署名。当时的毛泽东,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。入学两年,课内成绩出众,课余酷爱读书,常以天下为己任,今番出此妙举,意在高山流水间。那一纸文字,贴到女校门前,曾引起校监的疑心,担心这外校学生对女生图谋不轨,差点闹出笑话。

不久,毛泽东就收到了数封回信,其中最令他注意的是一封署名“纵宇一郎”的,文辞别有风度,署名同样不凡。毛泽东一见欣喜,立即复书约晤,称“空谷足音,跫然色喜”。这位“纵宇一郎”,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长郡第一联合中学高班学生罗章龙。第一次见面,就相见恨晚地敞开心扉:忆屈原贾生,谈诗韵曲谱;穷究宇宙源起,探讨人世曲折。不知不觉竟是二三小时过去,直到图书馆午休。临分手时,毛泽东脱口而出:“愿结管鲍之谊。”

自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风雨莫逆,遂有“管鲍”佳话以来,千百年间,堪称“管鲍”者可谓寥寥。而毛泽东一向骛高远,卑俗流,择友甚严,此刻一句“愿结管鲍之谊”,表白了他对罗章龙的看重,道出了心底的真切。观毛泽东的一生,所结“管鲍之谊”者,罗章龙一人而已。

风流共赏,情谊同证。“管鲍之谊”此结,似一发不可收。每逢周末,两人常相约出游:东城古堡天心阁,辛弃疾练兵的飞虎营……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他们曾一起步行去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,又常去板仓的杨昌济先生家,在这里,罗章龙迟于毛泽东结识了杨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。他们也曾相约同游衡山,但罗章龙因家人告病回了浏阳,毛泽东便独自游览衡山,登上了祝融峰。

最令他们难忘的,恐怕是1915年深冬的岳麓行了。一日,毛泽东忽邀罗章龙共攀岳麓。清晨,出长沙南门,到朱张渡泛舟过江,在茶亭讨论朱熹、张木式二人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。至自卑亭稍事休息后,二人议定:从凤凰山、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云麓宫,先到为胜。当时正值大雪封山,冰凌嵯峨,不见鸟迹人踪。两人在凛冽的朔风中,踏着积雪冰泥,艰难前行。足足有两个来小时,罗章龙登上了北海碑亭,从树丛间隙看见毛泽东还颇为艰难地在印心小屋的小路上行。二人会合后,一同登上了山顶的云麓宫,自是一番指点江山,良多感慨。至80年代初,已是八十高龄的罗章龙在《亢斋汗漫游诗话》中,还记忆犹新地说,当时“我们”留下了一首诗:

共泛朱张渡,层冰涨橘汀。

鸟啼枫径寂,木落翠微冥。

攀险呼俦侣,盘空识健翎。

赫曦联韵在,千载德犹馨。

——《初登云麓宫》

既有诗意浪漫,更是壮怀激烈。

二十多年后,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,向新结交的朋友、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,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,饶有兴致地讲到那次“征友”,因择友甚严,虽大胆寻觅,却所得寥寥——仅“三个半”。其中两个均已淡忘;而同是长郡联中、也可算作一名人物的李立三,却也只被视为”半个”;唯罗章龙,在毛泽东眼里是实实在在的“一个”。

1927年5月,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,毛泽东和罗章龙都到会。会议间隙,两人同登黄鹤楼,面对烟雨苍茫的形势,毛泽东吟成《菩萨蛮·登黄鹤楼》,“把酒酹滔滔,心潮逐浪高”;罗章龙可谓心领神会,稍后便有《感事》二首与之呼应,期盼着“江汉滔滔据上游,棋先一着便千秋”。同年七、八月间,毛泽东接受中央命令,罗章龙则主动请缨,相约回到湖南,意在重整旗鼓,再开局面。罗章龙坐镇长沙,负责湖南省委,组织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;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调遣主力部队,里应外合发动秋收起义。孰料这一对忘形挚友,战乱中匆匆一别,竟再未会面。历史真是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。

1930、1931年之交,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秘密来到上海,直接插手中共内部事务。在突然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,操纵并扶植王明等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。身为六届中委、中央工委书记、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罗章龙,在会上拒绝认同,坚持另行其是。其后事态急转直下,终使罗章龙结束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政治生涯。

于其后六十多年的逆境中,颠沛辗转,隐姓埋名进入高校著述教学。他虽已推秤撒手,淡出政治,但多年来,作为党的叛逆者,仍入了“另册”,被斥为毛泽东的对立角色。其实,毛泽东这一生,与天斗,与地斗,尤其是与人斗,倍感“其乐无穷”,却从未与他的这位忘形之友斗过。还是那次在陕北与斯诺的谈话中,话及罗章龙的近况,毛泽东是这样说的——“后来转向了”。不知是他表述得巧妙,还是斯诺记述得巧妙,或许是翻译得巧妙,总之,“转向”的言外之意耐人寻味。

尽管时势划开了“人民救星”与“齐民教授”,但无论是谁,那份私交依然深藏心底。1949年以来,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问询罗章龙的近况。高校院系调整后,罗章龙去了湖北的高校,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,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,其间也不无问讯,有一次还认真向省委负责人提出,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。可好事偏逢六十年代中期,毛泽东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暴,又吹散了他作为老朋友的一片好意。

罗章龙也是有心人。毛泽东的晚年,如日中天,被崇拜为神偶,罗章龙不愿以带“罪”之身,徒给“太阳”抹黑,所以他始终把这一段相知相交的“管鲍”之情深埋于心底,多年来守口如瓶,从不同外人提起。他周围的许多教师、学生,都不知罗仲言教授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罗章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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